10月21日上午，在分组讨论《人体组织、器官捐献、获取、移植及遗体捐献、获取法修正案（草案））》时，国会代表建议明确器官移植标准，保障捐献者权利，并完善监督机制。 严格规范脑死亡、循环死亡的判定程序

国会代表赞同通过信息系统和国家移植等待名单实行统一协调的原则，但认为，哪些标准直接决定谁优先接受移植，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基本框架，包括病情紧急程度、医学匹配程度、移植后的预期效果、等待时间，以及不因经济条件、民族、信仰、宗教、性别和居住地而受到歧视的原则。

对于优先考虑已故捐献者的家庭成员或发现、复苏并维持捐献者生命的医疗机构所收治患者等政策，应作出严格规定，明确只有在医学标准相当的情况下，这些因素才能作为补充标准；同时，应公开各项标准的权重，定期报告并检查其执行情况。

国会代表指出，目前一项重大局限是，发现脑死亡或循环死亡后可能成为捐献者的人员，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各医疗机构的主动性。因此，代表建议法律规定，设有重症监护、急诊、卒中或神经外科科室的医疗机构，必须按照规定程序开展潜在捐献者的发现、通报和咨询工作，并在发现潜在捐献者时与协调中心建立联系；同时，授权主管机关规定实施路线图、人员标准、培训计划和相应制度。

然而，必须明确划分职责：脑死亡和循环死亡的判定必须由医疗机构内的独立专业委员会实施；该委员会成员不得参与对该捐献者进行捐献咨询、动员，也不得参与该捐献者的器官获取或移植医疗团队。这是保障职业道德、排除利益冲突和增强民众信任的关键要求。

芹苴市国会代表范翘英诗赞同增加循环死亡后捐献的形式，并由卫生部长规定脑死亡和循环死亡标准。她建议法律对脑死亡和循环死亡判定委员会的组成作出严格规定，以确保判定的准确性、客观性和医学伦理。

尊重捐献者意愿，防止商业化

在就捐献者权利提出意见时，广义省国会代表黄文义认为，草案作出了一些突破性规定，例如简化通过VNeID应用程序登记捐献的手续、尊重公民改变意愿的权利，以及在脑死亡后捐献的基础上增加循环死亡后捐献的形式。

黄文义建议确认以下原则：在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应尊重个人意愿；家庭应发挥协助核实和落实的作用，无权否决逝者生前的捐献意愿。

关于控制商业化风险，草案第七条第一款允许以商业为目的开展细胞生产与供应，以及精子、卵子和胚胎保存活动。黄文义代表认为，高科技医疗服务经营与人体来源产品商业化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他建议增加有关服务费用上限的规定，公开各项收费，并加强对组织、细胞来源的监管和审计，避免医疗服务获取方面出现不平等。

对于作为组织、器官捐献者的服刑人员，黄文义认为，这一群体的自由受到限制，可能面临压力，从而影响捐献的自愿性。因此，有必要建立由法院或检察院实施的独立监督机制，以核实服刑人员捐献意愿的自愿性。

关于个人数据保护，黄文义警告，将组织、器官管理信息系统与国家人口数据库互联，可能带来敏感医疗信息泄露的风险。他建议增加相关规定，严格禁止第三方（如私人保险企业或雇主）获取或要求个人提供有关组织、器官捐献和接受的信息。

国会副主席阮克定指出，新法律草案与《刑事执行法》之间存在一些法律冲突，尤其是有关服刑人员捐献器官的规定。国会副主席认为，这可能导致法律冲突，给实际适用带来困难。因此，应明确援引《刑事执行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相关事项依照该条款执行，或者修改相关法律，删除不再适用的规定。

他还强调，应使法律语言通俗易懂，明确列出禁止行为，并增加过渡条款，以确保在调整器官移植优先顺序时，相关规定能够得到透明、有效的实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