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nbsp; 深情的黄土地

1914年，我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一个性陈的大户人家

1914年10月，我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一个姓陈的大户人家。按陈氏家谱，与我同辈的女孩子名字以“玉”字打头，父母给我取名玉英。

我们陈氏家族祖祖辈辈居住在东冶镇东街顶头向北的大坡上一个名叫陈家巷的座南朝北的高门大院里。铮铮发亮的黑漆大门上几十个金色的圆头门钉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辉。初到东冶镇的人只要从陈家巷走过就知道这里住的不是一般的富户。小时候，我不曾数过这两扇黑漆大门上到底有多少个门钉。解放后，进了北京城我才知道旧时的门钉是有讲究的，门钉的个数是根据宅院主人的官位等级和富裕程度决定的，九九八十一个门钉那是皇族的象征。可见陈氏家族在鼎盛时期是非常气派的。

我的曾祖父是东冶镇有名的大地主。曾祖父兄弟俩共有八个能为陈家传递香火的男孩。在这扇黑漆大门里，他们兄弟又扩建了八座青砖灰瓦的大套院。祖父辈的每个男孩都享有这样一座大庭院：一排宽敞明亮的大北房、两排像模像样的厢房、一个青砖铺地的大院子。每个人在附近的乡村还分到不少土地。但是，他们兄弟八个多数好逸恶劳，有的还吸上大烟。祖上传下的家业被他们坐吃山空。仅仅一代人，陈氏家族就衰败了。我出生时，陈家昔日的风采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大门上的漆皮已经剥落，门钉成了一个个黑黝黝的木疙瘩。过去显赫一时的陈氏家族已经是徒有财主的虚名了。

据说土改时，有人提出要分陈家的财产。土改工作队找来给陈家扛过活儿的长工，向他们了解情况。长工们说：

“他们老陈家现在不如我们呢？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还有不少寡，有什么可分的？！”

根据陈家当时的经济状况，土改确定成分时，我的祖父被划定为中农。整个陈氏家族的成分被改变了。

走出陈家巷的两扇黑漆大门，走下陈家坡，向西直下是东冶镇的商业中心街。这条街的路面是由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铺成的。街的两边都是做买卖的店面、商号、钱庄、当铺……名家店铺的门前都挂着招揽生意的幌子。原本不宽的街面就显得更窄了。

东冶镇地处五台县西南边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可它却是五台县的商业、文化中心，有“小太原”的美称。黄河河东文化的丰厚底蕴在东冶镇随处可见。

东冶镇有一座不大的文昌庙。庙里只有一尊菩萨。据说，这座文昌庙还是用五台山的和尚修大庙时施舍的钱建造的。每年春节，东冶镇都要举办庙会。附近乡村的老少妇孺就到文昌庙烧几烛香，拜拜菩萨。而东冶镇上的人更相信灶王爷。家家都在做饭的锅灶旁设一个灶王爷的牌位。人们觉得灶王爷掌握着一家的祸福，都求他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一家平安。

东冶镇的西街有一座大戏台。这座大戏台到底多少年了，谁也说不清。三晋大地村村有庙，庙庙有戏。东冶人爱看戏是由来已久的。每年春、夏、秋三季，村公所都要从外县请来戏班子。只要听到开场的锣鼓声，周围村子里的男女老少便蜂拥而至，戏台前挤满了人。东冶人尤其爱看晋剧，只要身穿五颜六色戏装、头戴银光闪闪饰物的角色一登场，台下就会爆发出一阵阵叫好声。那激越粗犷、圆润工细的大段对唱，那技艺娴熟的翎子功、梢子功(甩发)更是赢得全场喝彩。我小时候也爱看戏，特别是《玉堂春》和《三娘教子》，我至今记忆犹新。

三晋大地自古书院林立，学风蔚然。小小的东冶镇也不例外。民国初年，这里办起了新学，镇上开设了男、女高级小学。与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们很多都上过学。同族中的姑姑、姐姐也都是高小毕业。在女孩子中缠足的很少见。我的妹妹们甚至连带耳环的“耳朵眼儿”都没有扎。

五台县地处晋东北，东倚太行山，与河北省得阜平县接壤。境内山峦起伏，土地贫脊，自古交通不便，人民生活非常贫困。人们长年靠高粱、小米、荞麦、莜面和山药蛋过日子。五台县长期流传着这样一段民谣：

早上蒸蛋蛋，

中午煮蛋蛋，

晚上吃个改样子的饭，

蛋蛋切成两半半。

五台县是一块贫脊的土地，又是一块神奇的土地。

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就在五台县境内。

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就在五台县境内。五台山方圆数百里，由望海、挂月、锦绣、叶斗、翠岩五座高耸险峻的山峰环抱而成。山中寺庙林立，古木苍翠，流水潺潺，风景十分秀丽。据说五台山有三百六十多座庙宇。青庙住的是和尚，黄庙住的是喇嘛。五台山到底有多少和尚、多少喇嘛，谁也说不清。每座庙都有说不尽的神话。

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就是五台县河边村人。难得的机遇使这个经商失败、从军不成的“阎老醯儿”成了日本留学生，在日本专修军事的振武学堂结识了正在日本流亡的孙中山，参加了孙中山发起的中国同盟会和“铁血丈夫团”。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阎锡山积极响应，领兵占领了太原抚署。太原起义的成功，使他做了山西都督，并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共和国成立，须首推山西阎都督之力为最。”从此，他独揽了山西军政大权。1912年，辛亥革命失败，他又投靠袁世凯，解散全省国民党，捕杀革命党人。

阎锡山之所以能在山西统治二十六年，除了善于政治投机外，利用同乡发展个人势力也是一条重要原因。山西流传着一句民谣：“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五台县有不少人在阎锡山的政府和军队里做事。在晋军中，阎锡山以五台县为中心向外辐射，笼络崞县、定襄、忻州等籍贯的军官为亲信，成了独霸三晋的“土皇帝”。

就在阎锡山雄心勃勃地投机革命的同时，他下本钱在太原创立了一所山西国民师范学校。与阎锡山的愿望相反，这所学校成了山西学生运动的中心。从这里走出了徐向前、薄一波、程子华等一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家。

与阎锡山的河边村仅有一河之隔的东治镇永安村走出了一位能与阎锡山一决高低的共和国开国元帅--徐向前。在共和国二十名元帅和大将--出类拔萃的军界精英里，唯有徐向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而且是山西五台人。除了时代的造就和徐向前元帅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外，不能不说与这块黄土地有着不解的渊源。

山西--孕育着古老华夏文明和民族辉煌的黄土地。一泻千里的黄河，山昆仑，汇TAO湟，傍大漠，穿峡谷，九曲十八弯，在偏关老牛湾奔腾南下，在河曲奏响了华夏千古文明：炎黄涿鹿大战；尧建都、禹治水、神农尝百草、后稷播五谷；云集天下富贾，遍布名山古刹；文有王勃、王维、司马光、白居易、罗贯中等一代文豪；武有卫青、霍去病、关羽、杨家将等一代名将……

历史演进到20世纪，在这片神奇的黄土地上，优秀的中华儿女又揭开了中华民族最伟大、最光辉的一页。1937年 “七七”事变爆发后，五台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我的头发总长不长，干脆剪了辫子。有人议论我是“小共产党”

nbsp;我父亲兄弟四个都随祖父住在陈家巷。等到他们一个个成了家，有了儿女的时候，祖父的砖瓦大院就住不下了。父亲是老大，有四男两女六个孩子。待到祖父的大院子快要挤崩了得时候，父亲就典了本家伯父的几间南屋，带着妻儿老小八口人住了出去。当时如果花钱买房子，房价并不高。用长期租房的钱可以买到很像样的房子。但父亲不愿意离开陈氏家族的老宅。

父亲是有名的孝子。虽然他有三个兄弟，但全靠他一个人赡养父母。父亲对他的弟弟、弟媳也很照顾。

父亲是个老实厚道的人，曾在镇上的沱阳小学教书。因收入不够养家糊口，他投奔了阎锡山军队，在晋军中当兵。后来升任军需。父亲虽说是阎锡山的本土老乡，但他一生谨小慎微，为人正派，从来不过问政治，又不会阿谀奉承，在晋军中一直没有得到升迁的机会。因为父亲在外边做事，早先又有些家底儿，我家的生活还算殷实。

我的母亲是个善良、贤惠的中国传统女性。她总是顺从我父亲，从不多说一句话。母亲缠过足，她的脚一点点小。她整日盘腿坐在炕上做针线活儿。丈夫的、孩子的，春夏秋冬的衣服，她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母亲没有文化，说不出什么更多的道理，孩子们做了错事，她也只是说说：“你爹在外面做事不容易，不要惹爹生气。”从来不对孩子们动怒。

我家有个婶子非常霸道，想骂谁就骂谁，公公婆婆根本不在话下。爷爷屋里有什么被她看上眼的东西，她肯定要往自己家里拿。爷爷在院子中间种了一架葡萄，也被她一个人独霸了。除了她家的大人孩子，谁也不准动一下，否则，就吵得鸡犬不宁。有一次，我二哥在葡萄架上摘了几串葡萄，被我母亲看见了，赶紧把他打了下来。因为想拿些葡萄给浇水的人都不行，爷爷索性把葡萄架砍了。

母亲老实、懦弱，自然成了婶子的出气筒，总是受她的欺负。母亲实在气不过，只好带着我们兄妹，坐着骡马大车，长途跋涉，到我父亲工作的晋东南的长治县去居住。从此，我们就跟着父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在我们兄妹中，父亲最疼爱我。妹妹比我小得多。很长一段时间，家里除了四个光头小子，只有我一个女孩子。父亲说我文静、爱念书、没有惹大人生气的地方。在家里，我的地位最优越。两个哥哥不爱念书，有时父亲气极了就罚他们跪在地上。只有我向父亲讨饶，父亲才让他们起来。

不久，父亲调动了工作，我们从长治县搬回东治老家。

兄弟们陆续结了婚，家里的人口逐渐多了起来。在中国传统的大家庭里，常常因为大小姑子拔尖惹事搅得一家不得安宁。我这个作姑子的从来不搬弄是非。不管家里什么人向我说了什么事，我都是听完了就算，从未因为我说了什么话引起过纠纷。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气氛宽松、自由的家庭里，父母对我的行为从来不过多地干涉和约束。久而久之，塑造了我开朗、倔强的性格。我能够勇敢、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要做的事。

童年时，家乡的女孩子们都梳着一条大辫子，发根上缠着一寸多长的红头绳，辫梢上还扎着五颜六色的花线绳。特别是每到过年，家家都要给女孩子添置几件新衣裳：红花大襟袄，配上蓝色、绿色的素花冕腰裤。随着姑娘们轻快的脚步和愉快的玩耍，大辫子在身后一甩一甩的，着实好看。

不知什么原因，小时候，我的头发总长不长，从小就扎着两根又粗又硬的小辫，像两把硬刷子。因为周围都是男孩子，我不仅养成了大胆、爽快的性格，还从来不喜欢穿花衣裳。母亲没办法，每次做衣服时总是多扯些蓝布，在给兄弟们做对襟袄的同时，特地给我做两件女孩子穿的蓝色大襟袄。

这样一来，我在女孩子中间自然显得很特殊，很有个性。但是她们都很喜欢我，一是我学习好，经常给她们讲解功课；二是我从小跟着父亲走南闯北，见的世面多，知道的事情自然也多。女孩子们很愿意让我给她们讲讲外面的世界。

1926年，父亲调到太原工作。我们全家也随他搬到太原。那年，我十二岁，上小学五年级。我嫌整天梳辫子太费事，就自己做主把辫子剪了，留成齐耳的短发。这种发式在太原大街上几乎看不到。我走在路上，听到有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叽叽咕咕地议论：
“看这女娃儿，像个小共产党。”
当时，我并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却由此牢牢记住了“共产党”这三个字。

小时候，我曾听老人们说，过去，男人女人都留辫子，我爷爷、父亲、叔叔、伯伯脑袋后面都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改朝换代了，民国不兴男人留辫子。

民国初年，东治镇像往年一样办起了春节庙会。这一年的庙会比以往都热闹，做小买卖的，看热闹的，真是人山人海。突然，庙会像“炸了锅”似的，人们急慌慌地四处奔跑。卖菜的扣了菜筐；卖吃喝的小摊子翻了案子，打碎了锅碗。只见男人们捂着脑袋后面的辫子拼命地奔跑。人群中有人大叫着:

nbsp;“快跑呀，剪辫子队来了！”

“剪辫子队来了！”

身穿黑制服的官兵，一个个凶神恶煞，拿着剪刀，在人群中追赶头上有辫子的男人。抓住一个，喀嚓一剪刀就把粗黑的辫子剪掉。东冶街上衣片狼籍，到处可以看到一根根被甩在地上的辫子。男人们先是慌里慌张地抱头鼠窜，一旦被剪了辫子就像丢了魂似的，坐在地上哆哆嗦嗦地痛哭起来：

“天哪！我的辫子，我的命没了……”

老人们谈天说地图的是乐和。我却在心里暗暗地琢磨着：男人剪辫子是革命，女人剪辫子怎么就是共产党呢？都是辫子，这革命和共产党又是什么关系呢？

为了弄清什么是共产党，我托人带我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看望被关押的共产党“nbsp; 要 犯”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nbsp;反革命政变，大批的共产党人被关进国民党的监狱。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由于阎锡山连年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战祸不断蔓延，民无宁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开始埋下了憎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种子。

一天，张秋芳悄悄地告诉我：

“玉英，你不是想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吗？昨天晚上，省党部抓来一个共产党的要犯，听说叫王瀛，他很快就要被转到太原监狱去了。”

王瀛被捕的消息老魏透露给张秋芳的，她又传给了我。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想去看看王瀛，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共产党。我让张秋芳想办法通过老魏的关系带我到山西省党部看望王瀛。她答应了。

当天晚上，张秋芳来到我家，把我叫出门，小声地说：“玉英，明天中午是老魏的同乡李班长当班。我可以带你去看看那个共产党，但是动作要快。”

第二天中午，我稍事梳理，上身穿了一件白色夏布的敞袖大襟短褂，下身穿着一条过膝的黑色布裙，白线袜、黑布鞋，一身标准的学生打扮。我跟着张秋芳不声不响地来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

老魏把我和张秋芳悄悄地带到关押王瀛的房子外面，把我们交给当班的李班长，又向李班长嘱咐了几句，就忙自己的事去了。

时值盛夏，骄阳似火，树上的蝉儿叫个不停。我站在窗外，透过玻璃，睁大眼睛向里看：好大的一个房间，里面没有什么摆设，只是靠近窗户的地方有一张单人床。我清楚地看到了那个名叫王瀛的共产党 “要犯”。他面朝窗户，正躺在床上睡觉。看上去，王瀛很年轻，头发很长，向后梳着。他神情自若、镇定、安祥，像是长期劳累之后，正在安静地休息。我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直到感觉有人拽我的衣角，才意识到张秋芳站在我的身边。

“玉英，你看清什么是共产党了吗？”

“看到了，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姑娘，小声点！这可是共产党的要犯。”李班长悄声示意我们。

我仍旧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王瀛，多么希望他能够睁开眼睛。

“姑娘，快走吧！看看就行了。”李班长催促我们赶紧离开这儿。

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视死如归的神态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对共产党人的敬仰之情在我心中油然升起。

不久，张秋芳告诉我，王瀛被反动派杀害了。一连几天，我心里都非常难受。

王瀛的妻子朱志翰的家正好和我家住在同一条巷子里。朱志翰也被反动政府逮捕了。因为她怀有身孕，王瀛牺牲后，她被放了出来。街坊四邻都到她家去看望。我也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她家的院子里。只见门口、窗外挤满了围观者，朱志翰旁若无人地坐在炕上整理东西，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看着她，我想起了王瀛，鼻子一酸，泪水汨汨地流了下来。

直到80年代初期，《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一书出版，我才真正了解王瀛就义前后的一些情况。

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时期，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中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山西省党部的九名委员中，有国民党员五人，共产党四人，其中王瀛为首，是组织部长；有候补委员五人，只有朱志翰一人是共产党员，她是妇女部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中央发动“清党”运动，把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一齐驱逐出去，并加以逮捕杀害。阎锡山在“清党”运动中变本加厉，当即提出了一个通缉十余名共产党的名单。王瀛和朱志翰被列在通缉之首。此时，他们夫妇正在武汉开会，其他共产党多已离开太原，所以未遭敌人的毒手。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武汉三镇陷入血雨腥风之中。8月间，王瀛夫妇由武汉返回山西，为了避人耳目，秘密取道大同，由晋北顺公路南下，在途经崞县时，被国民党县党部的人发觉。县党部通知县警察局，逮捕了他们。他们先是被押送到设在太原的山西省“清党”委员会，又转送到太原地方法院。为此，太原地方法院专门组织了特别法庭对王瀛和朱志翰进行审讯。不到一个月，经报阎锡山批准，以扰乱后方的罪名，判处王瀛死刑，即日执行。朱志翰被判处无期徒刑……

看了这一段记叙，使我又一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的眼睛充溢着泪水。为了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有多少革命先烈牺牲了他们的生命，王瀛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每当我回忆起自己的革命生涯，都不由得想起王瀛。可以说，王瀛是我早期革命的启蒙者。

1928年9月，我十四岁，考入太原女师第十六班。

辛亥革命前，山西没有一所专收女生的中等学校。辛亥革命后，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下，社会上要求接受中等教育的女性日益增多。于是，太原先后开办了两所女子中等学校，一所是山西省女子师范学校，人们习惯称之为太原女师；另一所是太原女子中学。太原女师建于1913年，校址在太原城东德国师街。

太原女师实行六年制教学，初师三年，后师三年。每年只招收一个班。太原女师从建校顺序到我入学正好是第十六班。

20年代后期的太原女师摒弃了封建旧式学校那些刻板、守旧的条条框框，有一定的民主气氛，提倡、鼓励学生培养独立的创新精神。学生有一定的主动性，教师一般不加以批评和干涉。

学校提倡国民体育，给学生提供充分的课外活动时间进行各种体育锻炼。学校还经常组织班级之间的球类比赛。小时候，我身体好，长得挺结实，各种球类活动我都喜欢。特别是打排球，别看我个子不高，但动作很灵活，接球、传球都不错。我还是学校排球队的队员。

太原有座文庙，是专门几年和祭祀孔子的地方，离太原女师很近。晚饭后，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经常到文庙去玩。我们蹦蹦跳跳，说说唱唱，有时还爬上树，作在树叉上聊天。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把孔子奉为圣人。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女孩子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摒弃孔孟之道，还真有点无法无天。

我在初师的三年，正是军阀混战的年代。特别是1930年的倒蒋大战失败后，阎锡山除了把残余晋军带回晋北以外，还把与他联合作战的各路杂牌军引入山西境内。这些败军痞给山西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灾难。

当时，退到山西的外省军队有十余万人，这些部队的粮秣及一切用品都要向当地老百姓摊派。供应稍不周到，他们便以武力威胁。他们奸淫掳掠、强取豪夺、无恶不作。尤其是军阀孙殿英，专门制造吗啡、金丹等毒品，大量售卖，并勒令驻地县长代为推销。军阀刘汝明，则以烟土向各县分派，不仅毒害了驻地周围的老百姓，而且蔓延到晋中各县和省会太原。

为了军事扩张，阎锡山还大量发行晋钞。随着阎锡山势力的不断扩大，金钞在平、津、翼、察一带大量流通。倒蒋战事失败后，流通在外省的晋钞同军队一样全数涌回山西。豪绅大贾争用晋钞囤积实物，甚至将木店的棺材也抢买一空。市面极度混乱，富家破产，商号倒闭，社会经济面临崩溃，而受害最大的还是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用终年劳动所得换来的晋钞，成为废纸一张。物价一日数涨，使之生活陷于绝境。

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国家经济的衰落激起我对蒋介石、阎锡山黑暗统治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反映在学校里就是对保守落后的教师不满，并进行反抗和抵制。

太原女师有个姓樊的国文教师。在国民已经普及新文学、白话文的年代里，他仍然抱着一本发黄的旧书整天“之乎者也”摇头晃脑地讲古文。同学们听得很乏味。他的做派与我们这些接受了新思想的青年人格格不入。于是，我们十六班的进步同学就在校园里贴标语、罢课、向校方请愿，很快就把这个“老夫子”赶跑了。

接着，我们又把校长吴炳南赶跑了。

*“九一八”事变打破了校园的平静。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下，我参加了革命……

1931年秋，我们十六班的同学升入后师。

开学不久，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由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对日寇卑躬屈膝，采取不抵抗主义，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中国的国土一片一片地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中国人一步一步地沦为亡国奴。

全国各地的学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太原的学生们也纷纷进行罢课、游行集会，并组织请愿团到省、市政府请愿，反对不抵抗主义，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打破了平静的校园生活。同学们的抗日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

我们班的雷汉昭和李淑英，年纪比其他同学大几岁，见多识广，有社会经验，也有组织能力，自然成为我们十六班的学生代表。在雷汉昭、李淑英和其他进步同学的带动下，我们班很快成为太原女师政治气氛最活跃的班级之一。我也和同学们一起踊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中。我积极参加了贴标语和抵制日货的活动。我们还成立了宣传队，到太原最繁华的街市上向市民宣传抗日。

山西省得抗日形势发展很快。12月，太原市学生发起成立了“山西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雷汉昭和李淑英作为太原女师的代表参加了省“学联”，并担任“学联”常委。

为了要求山西军政当局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允许学生到南京请愿，我校学生在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下全体罢课，并同太原市数千名学生一起挥动着小旗，汇集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前往坐落在东缉虎营一号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门前进行大示威、大请愿。

我们要求：承认抗日救亡运动的合法和自由；取消阻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法令和措施；撤销教育厅长毛培成的职务；向国民党中央转达山西学生所提出的各项抗日救亡要求。

12月18日上午，请愿队伍来到省党部门前时，这里早已戒备森严，以仇视的态度对待学生。大门两侧围墙的垛口和门楼上，武装纠察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请愿学生面对武装纠察队，秩序井然地排列在省党部门前的空场上。我们后续的队伍，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前面乱哄哄的。不一会儿，从前面传来消息，进入省党部的二十多个学生代表被武装纠察队包围殴打。请愿的队伍立刻骚动起来。学生们一边高喊口号，一边冲击省党部大门。我夹在人群中，只觉得人潮一会儿拥向前，一会儿推向后，一会儿左右摆动，相持了好一会儿。突然，“砰、砰、砰”，响起了枪声。密集在围墙和门楼上的武装纠察队向学生们开枪射击了……

请愿的队伍被打散。在混乱中，我们三三两两悲愤地回到学校。

当天下午，我们听说进山中学的穆光政同学被反动派的子弹击中要害，血流殷地，当场死去。包括李淑英在内的十余名学生代表被武装纠察队打伤。这就是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制造的震惊山西全省的“一二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太原全市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同伸义愤，要求惩办杀人凶手。

阎锡山早就与省党部不和。他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收拾掉了省党部，以求除掉心腹之患；另一方面，他诡称地审判凶手，实际是无罪释放，以讨好蒋介石。

轰动山西的“一二一八”惨案，使国民党反动派的狰狞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在山西人民面前。反动派实际上是最愚蠢的。可以说，是阎锡山把我们这些饱含抗日激情的青年学生推向革命，推向共产党。

1932年夏天，在青岛举行了华北各省市中学生女子排球比赛。我随太原女师球队参加了这次比赛。

刚出青岛火车站，我们就被接到赛场附近的一所中学里进行封闭训练。一直到开幕式，连青岛是个什么样子我们都不知道。

在开幕式上，青岛市市长沈鸿烈给我们讲话。他说，青岛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日本人很多。你们运动员在外面一定不要惹事，惹事出来，政府不好办，还说了一堆影响如何如何的废话。听了沈鸿烈得讲话，我的肺都要气炸了：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打球，难道还要受日本人的限制？！场下发出一片嘘声。

参加排球比赛的有来自华北地区的许多支代表队。北平的学生们痛述了关外的情况和日本强盗的野蛮罪行。参赛运动员个个怒火中烧。

这次比赛，我们太原女师队被淘汰了，但是更让我憋气的是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我们祖国的土地。

撤离青岛之前，比赛组委会给我们参赛运动员放假半天，允许我们到青岛海滨去走走。我和队友们顺着最繁华的中山路径直向刚刚修葺一新的栈桥走去。映入眼帘的是一队队耀武扬威的日本宪兵；身穿和服、脚蹋木屐、脸上涂着厚厚脂粉的日本婆娘在街旁叽哩哇啦地叫卖；我们走进的几家大商店全是日本人开的……看到这一切，我心中充满了苦涩和愤恨。

我再也无心欣赏青岛海滨的美丽风光和那些隐现在葱绿中的红屋顶，恨不得一下子奔向大海的深处，置身于大海的怀抱之中。我们站在由海岸延伸入海的栈桥八角亭上，登阁远眺，向着大海拼命地呼喊：

“我们是中国人……是中国人……中国人……”

恨不得把一肚子的烦恼、怨气和屈辱一股脑儿地全倒出来。我们久久地站立在海边，等待着大海的回声……

不久，女师来了一位新校长，叫赵诚斋，是山西五台县人。新校长是一位比较开明进步的人士，他对学生们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和学生们的进步要求不但不指责，相反还给予一定的支持。他请来几位思想进步的教师来学校任课。

新来的国语教师叫李卓吾，四十来岁，中等个儿，身穿灰色的中山制服，听口音像南方人。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他经常向学生们宣传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宣传抗日救国。他有胃病，身体很弱。站在讲台上，他不时地用手按着胃部。有时，他脸色蜡黄，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李老师讲课时，教室里总是鸦雀无声。同学们都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课。

课余时间，我们几个要求进步的的同学有时到李老师的宿舍，听他讲解革命的道理。他不时向我们推荐一些进步书籍和杂志，如，鲁迅的《阿Q正传》、《祥林嫂》等。他还告诉我们，在中国的北边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叫苏联。她是列宁开创、斯大林领导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全体人民过了和平、幸福的生活……李老师所讲的一切，我们都感到新鲜，而且特别向往。我们猜测李老师可能是个共产党员。但谁也不敢说，不敢问。因为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共产党员是要被杀头的。

为了安全起见，李老师经常更换住处。没过多久，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了。我们猜想反动当局要逯捕他。所以，他悄悄地离开了学校。

太原女师还来过一位名叫狄景襄(注：解放后曾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历史教师。来校时，他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给我们讲工人、农民为什么受剥削、受压迫；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要侵略我们中国……他还给我们讲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旧世界必然灭亡、新世界必然诞生的道理。后来，他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便离开了学校。

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我开始主动找些进步书刊阅读，如：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萍踪忆语》；沈兹九主编的《妇女杂志》等。这些书刊帮助我认识世界，认识祖国的前途和个人的命运，使我从一个朦胧追求革命的青年逐步变成一个自觉的革命者。我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而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1933年冬天，由同学宋吟梅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

从这一天起，我正式参加了革命。

*我毫不犹豫地改变了报考大学的志向，准备去新疆参加革命工作……

1934年7月，我们十六班的同学毕业了。多数同学不准备继续升学，有的打算在太原找工作，有的想回家乡去教书。我准备去北平，一方面复习功课，准备来年报考大学；另一方面北平是青年运动的中心，我要去寻求革命。

父亲来学校看我，想听听我毕业后的打算。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父亲表现出为难的样子。

“我现在没有工作，你母亲又有病，家里这么多张嘴等着吃饭呢，我没有那么多钱供你上大学。”

听了父亲的话，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一见我落了泪，父亲的心软了，赶忙说：

“你去吧，爹想办法。”

1934年7月，我从太原女师毕业，准备去北平报考大学。

中秋节刚过，我和杨金明等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乘火车离开了太原。

与我同班的李淑英，因为她作童养媳的那家婆婆逼她成婚，便提前逃到北平。我们大家还给她凑了些钱。李淑英是山西省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在“一二一八”惨案中，作为学生谈判代表，她曾出入过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她的名字早就被山西反动政府记录在案，行动受到监视。她到北平不久，就被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逯捕了。

在监狱里，李淑英结识了北平市公安局政训科的提审员李郁才--一个叛变投敌分子。变节后，他专门对付共产党。李淑英在李郁才的软硬兼施下，脱离了革命，出狱后，还嫁给了李郁才。

初到北平，我们在前门西河沿的一个居民院里租下一间小屋。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李淑英变节的情况。她还经常带着李郁才来看我们，我们之间有来有往。那时，我们政治上很幼稚，得知他俩的情况后，仍然缺乏警惕性。

李郁才时常到我们的住所溜溜、看看，总想搭讪说几句话。

我和杨金梅只顾低头看书，根本无视他的到来。尽管如此，李郁才还是隔三差五地过来。他想通过接触进步学生从中发现北平地下党活动的线索。

我们来到北平先是准备功课，迎接来年的大学招考。至于报考哪所大学，要看考试的成绩才能决定。

经过两个多月紧张、枯燥、漫无边际的迎考复习，与我同来北平的几个同学由于种种原因都放弃了报考大学的志向。只剩下我和杨金明两个人。我知道，父亲为我凑这点钱不容易，我要学有所成，报答父亲。我专心致志地准备功课，无心游览北平的名胜古迹和皇家园林，就连位于市中心的故宫、北海都没去过。

我们到北平后，曾在太原女师给我们上过课的北师大的狄景襄、清华大学的刘岱峰(注：解放后曾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等经常来看我们。他们都是我们的山西老乡，还带来许多我们急于了解的消息：目前全国的抗日形势、国共两党的最新动向、北平校园里进步学生的活动等等。他们还指导我们进行考前的复习准备。

冬天到了，我们的小屋又阴又冷。我带的钱不多了，经济一天比一天困难。我的数学成绩虽然优秀，但英语实在不行，对能否考取大学越来越缺乏信心。晚上，我躺在冰冷的被窝里，听着窗外呼呼刮起的西北风，掐算着距离考试的时间，真有些心灰意冷了。

其时，介绍我加入“社联” 的宋吟梅也来到北平。听说她住在一所中学里。我们一直没有见面。

一天，宋吟梅突然来到了我们的住所。我和杨金明又惊又喜。宋吟梅的脸蛋被外面寒冷的空气冻得红红的，却透着发自内心的喜悦：

“玉英、金明，我给你们带来一位客人！”

随着她激动的话音进来了一位二十四五岁的男青年。他穿着灰色的长袍，脖子上围着一条驼色的长围巾，看上去文质彬彬。他用迟钝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我们这间方格窗棂、白纸窗户的北平式的小屋。看着他那副书生气，我和杨金明忍不住笑了起来。

还是宋吟梅快言快语，为我们双方作了简单的介绍。

他叫王尧，也是山西人… … 从宋吟梅兴奋的神情看，王尧很可能是北平地下党组织派来做进步青年工作的联络员。

王尧的到来使我们这间阴冷的小屋一下子充满了生气。他成了我们这里的常客。在他的帮助和引导下，我和杨金明产生了强烈的革命要求。不久，王尧介绍我们加入了共青团。

一天王尧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已经冲破国民党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正在胜利北上……”

王尧动员我们去新疆。他说，那里离苏联最近，可以直接得到苏联的援助。他要我们到那里去迎接北上抗日的红军。王尧的一席话，说得我心里热呼呼的。我和杨金明在王尧的鼓励下改变了报考大学的志向，准备和他一道去新疆参加革命工作。

我们正谈得高兴，李郁才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一个激动热烈的场面，一个陌生而又充满朝气的年轻男人。凭着李郁才的反革命嗅觉，他猜测王尧的身分不同一般。他贼眉鼠眼地上下打量着王尧，一边退向门外，一边十分客气地说：

“呵，来客人了。你们谈，你们谈，我就不打扰了。”

李郁才刚一出门，王尧警觉地问：

“他是什么人？”

我不以为然地说：

“我们太原女师李淑英的丈夫，一个叛徒！”

王尧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十分严厉地说：

“你们怎么能和叛徒来往？太没有警惕性了！赶紧搬家！”

我和杨金明一下子傻了眼，互相对望着，什么话也没有说。

根据王尧的指示，当天晚上，我们就搬出了前门西河沿，在朝阳门内南小街附近找到一家小客栈。我们租下里院一间不大的东屋，门窗正好对着出入院子的通道。

这家小客栈里还住着不少朝阳大学的学生。

一天晚上，王尧带来一个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打打红色、绿色、黄色的油印传单，还散发着油墨的香气。

“这是北平地下党组织印制的抗日传单，要我们散发到朝阳大学。出发之前，我们再为党组织完成一次任务。”

王尧交代了行动部署后，就离开了客栈。

天已经很晚了。我和杨金明在昏暗的灯光下小声地一字一句地念着传单。这是党的声音！我真有些热血沸腾了。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为了散发方便，我们把传单一张张第折成三角形，放在我从太原带来的小手提箱里。我还特意留下了一张。

第二天上午，王尧准时来到小客栈。我们商量好行动计划，就出发了。我提着箱子走在前面，王尧和杨金明跟在后面作掩护。

我们从容不迫地来到朝阳大学。这时，校园里一片寂静，学生们正在上课。我们沿着学校的围墙选择了一处比较隐蔽的地方。我迅速地打开箱子，我和王尧、杨金明三个人一齐把传单向校园里抛去。红的、绿的、黄的，一张张传单就像一只只报春的燕子飞进校园。

几天后，王尧兴奋地告诉我们，朝阳大学的同学看到我们散发的传单可振奋了，四万万同胞奋起之日就是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之时！

不要小看这一张张纸片，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部署的行动。北平的学生愤怒地喊出了：“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 这年年底，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 学生运动，从此掀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

而此时的我们，仍处于严冬之中。王尧要求我们提高警惕，他说，最近各所大学都发现了北平地下党印发的抗日宣传品，国民党市党部派出不少便衣特务在学校附近活动，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王尧还规定了发生意外情况时的报险暗号。

就在我们搬家不久，李郁才发现了我们的新住处。他派了一个特务住在客栈把门的一间小屋里，随时监视着我们的行动。

3月中旬，我们准备出发。除了王尧、杨金明和我以外，还有一位姓李的男同志与我们同行。为了行路安全，党组织要求我们结伴而行。我们四个人装扮成两对假夫妻，我和王尧是一对。我们就这样决定了。

出发的前一天，宋吟梅也来为我们送行。晚上，她没有回去，和我们挤在一起。想到明天就要踏上革命的征程，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我们三个人一直聊到深夜。

*我按照约定的暗号捅破了窗户纸，但没有奏效。我们都被捕了……

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出事了！我们相互传递着眼色，慢慢地穿着衣服，寻思对策。

原来，李郁才派了四五个特务，由在客栈门口盯梢的那个特务领头要搜查我们的小屋。特务闯进来，命令我们把手背在身后站在靠近窗户的一角不准动。他们翻箱倒柜地一通乱翻，除了我们的行装，他们什么也没有翻到。多亏我把留下的那张传单藏在厕所里的一块大石头下面的石缝里。否则，敌人就有证据了。

我最担心的是王尧，他千万不要在这时闯进来。我突然想起前几天王尧给我们规定的暗号。就用右手的中指轻轻在窗户纸上捅了几个小洞。

特务把我们带走了并在小屋里设下埋伏。

王尧按约定的时间来到小客栈。他急匆匆地进了院子，径直向屋里走。一进门，他愣住了。两个特务扭住他的双臂。王尧也被捕了。

听说那位姓李的男同志随后也来到小客栈。他机警地发现了窗纸上的暗号，扭头便跑。特务追出去时，他已经无影无踪了。

在北平市党部的审讯室里，李郁才亲自出马对我们进行单独提审。审讯我的那天，我吃惊地看到王尧被倒绑着双手跪在审讯室中央。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暗暗地责怪王尧：

“你怎么这样大意？！”

李郁才开始审问：

“陈玉英，你在北平参加了什么组织？”

“我只是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什么组织也没有参加。”

稍微停顿了一下，我补充说：

“只是过去参加过‘社联’ 。”

听了我的回答，李郁才的小眼朝上翻了翻。他知道我是有意说给他听的，因为他的妻子李淑英也参加了“社联” ，而且是其中的骨干分子。我主动说出参加过“社联” ，为的是隐瞒我在北平参加共青团的实情。

李郁才指着跪在地上的王尧问：

“你和这个姓王的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山西同乡。”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北平？”

“我带来的钱都用完了。准备回去找工作。”

… …

李郁才对我们三个女学生的审讯都失败了。两天后，我们被押送到市公安局监狱，被关进女牢。

女牢设在一个小四合院里。正面的一间大北屋里关押着二十多个女刑事犯。我们三个“政治犯” 被单独关在西厢房里。

我们这间牢房里还住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女看守。她为反动派服务，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对我们三个女学生还算关照，对我们的行动也不多加管束，还不无怜悯地说：“多可怜呀，小小的年纪就坐大牢。”

每天，犯人们只放一次风。因为院子太小，她们只能排着队一个挨一个地围着院子中间的那棵大槐树转圈圈。我们三个人可以长时间地坐在牢房门口的台阶上，感受从大槐树枝叉的缝隙中射进来的一点点阳光，互相抓抓虱子，聊聊天。

晚上，躺在阴冷、散发着毒味儿的牢房里，我暗暗地思忖，究竟哪一件事做得不严密引起了敌人的怀疑？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被捕前后的细节：李郁才在我们的住处撞见王尧后，如果我们沉住气不搬家……我们秘密搬家就等于告诉李郁才我们所作的事对他有警惕……我们新入住的小客栈里住着不少朝阳大学的学生，学生扎堆的地方向来就是敌人重点搜索的目标……李郁才派特务住在前院监视我们，我们却毫无察觉……可不是，在每一个具体环节上都暴露出我们致命的弱点。我们参加革命的时间不长，还未真正认识到革命斗争的残酷性，而领导我们的王尧就连自己规定的暗号都不去注意… … 我越想越后悔。

大槐树的枝叉渐渐发绿，又渐渐吐出了新芽。在这个憋气的小院里，我只能看着大槐树的细微变化掌握着外边的节季。

我们被关押了四十多天。因为敌人实在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四月底，我们被释放了。出狱前，李郁才特来监狱给我们训话，要我们每人填一张表。表中有一条：要信仰三民主义。我坚决不填这张表，义正辞严地回答：

“是否信仰三民主义是我个人的自由！”

僵持了很久，李郁才气得把表撕毁了。因为有释放令，他不得不放我们出狱。

我们各自回到原来的住处。

离开北平之前，我到监狱看过王尧，给他送去了几件衣服，并告诉他，我们准备回太原。后来，听说王尧被押送到设在太原的国民党山西反省院。

5月，已经是槐花飘香的季节，我的心情却格外沉重：去新疆工作的事已经不可能了，被关押了四十多天，原来准备好的功课丢得差不多了，考大学已经成了泡影。家庭的经济状况，我很清楚。我手中已无分文，不可能继续留在北平。我疲惫地回到太原。

在太原，我住在婶母家里。没有经济来源，总不是长久之计。我托人帮我介绍工作，但一直没有消息。

正巧这时，我的同学刘雅亭要随丈夫赖若愚(注：解放后曾任全国总工会主席、八大中央委员) 出外进行革命活动，便把她在平遥县小学教书的那份工作让给我。我只教了一个多月的课，学校就放寒假了。后经朋友介绍，我又到太原郊区晋祠附近的一所小学去教书。

一天，镇邮政所得邮递员给我送来一封信。信封上的字体很生疏。下课后，我急忙回到办公室，趁没人时赶紧拆开信，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信的结尾有这样一句话让我感到疑惑：

… … 我了解你，就像了解他一样。

看了下边的署名，我并不认识来信的人。而这封信的确是寄给我的。我猜想是党组织派人来找我，又怕冒冒失失地受坏人的欺骗。为了不让发信的人捉到把柄，我试探地回了他一封信：

我不知你指的他是谁，也许我忘记了。也许你认错了人。如果你想见我，请于×日来找我。

信寄出后，我一直未接到回信。直到“七七” 事变后我回到五台县，才揭开了这个迷。原来，党组织曾指派一位同志与我联系。这位同志刚发出信就被调离太原。我的回信因此一直没有下文。

在太原生活了一年，多数时间我处于失业的困境，饱尝了知识分子在旧社会里毕业就是失业的痛苦无奈的滋味。我们一些要好的同学经常在一起聚会。每当我们唱起《在松花江上》这首歌时，大家都要落泪，甚至边唱边哭。一想到东三省的骨肉同胞已经沦为亡国奴的悲惨情景，就好像日本鬼子的皮鞭已经抽打在我们身上。每一个有爱国之心得热血青年怎能不悲愤呢？

1936年，母亲病情加重，我从太原回到东冶老家侍候母亲。母亲的病不见好转，不久就去世了。

为母亲出殡的那天，我哭得特别伤心。疼我爱我的母亲走了，自己的前途还没有着落… … 不小心，一脚踩空，摔了一跤。当地的旧风俗认为，出殡时，如果谁摔了跤，就会丢掉魂，魂丢了，自然命就保不住。

送葬的人群哭哭啼啼地回到陈家巷。为了保住爱女的性命，父亲不顾丧偶的悲痛，一到家，就爬上屋顶为我叫魂：

“玉英回来吧，玉英回来吧……”

太阳落到屋顶以下，各家的烟囱冒出了缕缕青烟，父亲才停止了呼喊。那凄惨的情景，令人心碎。

母亲的忌日刚过，父亲担心我思念母亲，不愿看着我心里难受，催促我赶快返回太原。

我的大哥很有音乐才能。中国的民族乐器--笙、箫、笛子、二胡，他都演奏得很好。只是由于找不到出路，困惑、彷徨，变得不求上进。大哥学会了抽大烟。母亲去世不久，他便饿死在太原。大嫂改嫁他人，因生活不幸，跳井身亡。

民族的沦落，家庭的不幸接踵而来。国破，人亡。在那漫长渺茫的日子里，我的身边没有亲人，没有组织，没有同志。我在茫茫的黑夜中徘徊、彷徨……